夕阳像一个大红灯笼挂在山顶上，温柔地吻着大地，余晖晕染了深绿的香蕉，蕉叶底下的土壤似乎也变成了粉红。红月紧跟其后，夕阳下山后才得以露真容。李组长穿梭于蕉林里，眼光在蕉树缝隙间穿来穿去。眼看天色开始变化，黑夜即将来临，李组长对旁边的儿子说：“回去了！”接着走到蕉林头的生产路，站在摩托车旁，眼睛盯着旁边一块蕉树稀疏长满野草的蕉地发呆，深入沉思，好像心中有什么梗一样，儿子骑上摩托车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是他弟弟李成的蕉地，不算大，三亩多点，几年前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蕉林。后来李成带着媳妇常年在外打工，只留下一个老人和两个读书的孩子在家，没人打理所以长满了野草，蕉树也开始萎缩变矮。那块蕉地原本让李组长经营，地还是属于李成的地，收成归李组长家所有，只是李成不收取任何租金。后来，由于组长与李成闹了些矛盾，李成提出了比别家更高的地租费，于是组长不再经营了，那块蕉地再也没有人租用。
这件事在村里反响很大，都说李成不厚道，没有规矩，地租费不按村里约定的价格，自主调高租金。在一次村民大会上，本来是讨论村规民约事宜，但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李成解释说，他听到有人议论他不厚道，地租费收得比别家高，这也不是他的本意，生意嘛，都可以谈，没人租也没关系。还说他本来也不想出租，更不想让谁去种，让地荒起几年，保养土壤肥力，等打工回来再种植香蕉。
村里人都知道李成的性格，他决定的事没有谁能够说服，所以在村里被人起了多个外号，最典型的比如“李叛”和“代表”。前者是因为他在村里“不太合群”，爱顶撞老人，每次开会都有自己的说辞，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见，不合意的还会评说几句。尤其是村里讨论宗教议题的时候，他总要说上几句批判的话，所以大家都说他爱捣乱。后者是因为他思想先进，敢闯敢当，不怕风险，争强好胜，先行外出打工，积极劝年轻人趁年轻能干多出去走走，不要浪费大好青春，所以有人对他又持有一种敬重之心。
正当儿子要喊李组长走了的时候，村委会马主任突然给组长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喂，李大哥，你好？在忙什么呢？今晚在不在家？”组长回话说：“在呢，我还在地里头，刚要回家。”马主任说：“哦哦，忘记早点跟你说了，我们今晚要去坡脚开会。”组长说：“你们到了吗？我回去再通知大家嘛，晚上九点钟开会给行？”
马主任回复道：“要不这样吧，明早开会，我们八点钟到，八点半开会。”
组长听后说：“这样的话怕是人不会来齐了，也许很多人都不会来，因为大家老早就出去干活了。”
“嗯……我们看看吧，能去的话今晚就开，等我电话，不行的话就明晚开嘛。”马主任想了片刻后说。
第二天清晨，细雨朦胧，虽已八点多，但屋里光线暗弱，好像天刚亮一样。这种情况雨估计会下久些，毕竟不是夏天，而是秋天，很少会出现下雨就看心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种情况。雨天农村人基本上不用下地干活，这是最舒服的日子，早上可以睡睡懒觉，晚上三五个人一起整点好吃的喝几杯酒讲讲故事。但李组长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早上七点一到他准会起床，要是冬天天亮得晚才会推迟半个小时左右。
如果不是下雨天，李组长家估计快要吃饭了，但窗外除了嘻嘻哗哗的雨滴声，似乎没有多余的声音，厨房里也没有做饭炒菜的动静。李组长到客厅里打开电视机，声音开得比较大。他泡上一杯早茶，点上一根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几乎每天一样，无论家里是否有客人住，春末到秋末一般是七点半左右，冬初到春初是八点左右，他起床后除了上厕所和洗漱，到客厅打开电视就是他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
李组长正准备走进厨房煮饭，马主任打来电话了，问他是否在家，下雨天能不能召集大家开会？他说可以，并叫他们来早点，不然万一天晴了大家又出去干活。马主任说：“那就九点半开会噶？我们现在就出发，你先通知大家。”
“好，我现在就通知。”
李组长挂断电话后走到调音台前试音，“喂……喂……”几声后嘴巴更靠近麦克风，开始说：“通知，通知，大家听好了，等下乡政府和村委会的领导要来我们村开会，大家九点半之前派一个人到我家参会。我再说一遍，今早乡政府和村委会的领导要来开会，大家九点半之前派一个人到我家参会。”他浑厚的声音从喇叭口奔出，在坡脚村的小道和窄院传开。坡脚村公共活动房五年前就建好了，目前又在装修一次，所以村里的会议就到李组长家开。
李组长通知完后，没有问马主任他们是否来家里吃饭，只是叫妻子多煮点饭，多炒几个菜，并叫儿子起床抓一只鸡来杀。他为人谦和，朋友不少，但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只要到他家，他都会当作贵客来热情招待，不过不是每次招待客人都得“牺牲”一只鸡。
马主任一行到了，他们一下车直接奔组长家客厅，马主任亲自动手泡茶喝。
“诶，小超回来了？”马主任看见组长儿子李杰超在在厨房拔鸡毛就问了一句。
“嗯，他这段时间休婚假。”组长说。
“哟，小超，蜜月都回家度噶？”马主任大声地问。其实他声音不大，估计是老天下着雨，滴滴咚咚，他怕李杰超听不见才大声说话。
李杰超回头看看马主任，回道：“没有，刚刚出去外面度几天了，这不是还有几天嘛，所以回家待着了。”
“也好，该回家里歇歇几天，你们这几年来也是够辛苦的了，平时工作太忙回不了几次家。”马主任说，“对了，什么时候办酒？”
李杰超说：“这周周六。”
“不错不错，到时候我一定来。”马主任说。
“谢谢主任，等下拿请帖给你。”李杰超笑着说。
组长儿子李杰超，大家习惯叫小李或小超，他也是一名公职人员，三年前考上邻县一个乡政府的公务员。虽离家不是很远，但由于山路崎岖，高速公路正在开建，回家需要经过几个乡镇的山路，崎崎岖岖，绕来绕去，单程驱车需要四五个小时，所以他平时很少回家，几乎只有放三四天假的时候才回家一趟。
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组长家，有的独自一人来，有的三两一起来，有时候过几分钟才见一个人来。有的一进门就跟乡政府和村委会的领导打招呼，有的直接冒出一句：“这么大的雨，不会等雨停在开噶？”不管别人进门说什么，组长始终保持沉默，只有马主任跟村民们唠嗑几句。
十点已过，人还没到齐，只有全村每户一个代表的三分之二多点。李组长本想再通知一遍，但马主任说不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到齐就可以了，于是开始了会议。
马主任主持会议，他说今早的会议主要有：一是讨论坡脚村今年预脱贫事宜，二是对村里比较困难、“两不愁三保障”还未解决的家庭进行贫困认定，三是修订村规民约和环境卫生公约。
会议进行了差不多十多分钟的时候，李成来了，别人迟到就找个角落悄悄地坐下来，他却一进门就大声说：“马大哥，来了噶？什么时候到呢？”马主任抬头看了他一眼，随意说一句：“嗯，九点多点就到了。”
马主任刚要开始讲话的时候，组长插了一句，说：“以后开会大家都准时来噶，不要让大家都干等着，都自觉点。”
组长刚说完，李成就对着马主任说：“马大哥，不好意思噶，早上下雨么起晚了，起来后感觉肚子饿又吃了饭，所以迟到了，下次一定准时到。”
组长说：“我不是说哪个噶，大家都一样，断断续续的来，九点不到我就通知了，十点多人都没来几个。这是大家的事情，也算是村里的公活，谁也不要找借口，以后大家都积极点，不要让我一遍又一遍的通知都没见几个人来。”
李成回话说：“我没有找借口嘛，道个歉而已。”
组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大家。”
“好好，行了，不说这些了，我们继续开会。”马主任感觉会堂可能会有人吵架就赶紧浇了把水，同时也强调了一些问题，“当然，今早比较特殊，下了一早上的雨，大家也是想睡个懒觉，这个我们理解。不过以后大家都来早点，早开始早结束嘛。好了，不说了，我们继续开会。”
乡上的领导姓王，大家习惯叫小王，他两年前到政府工作，一来上班领导就把坡脚村的工作分给他来负责。他几乎每个月都来坡脚村一次，有时候过一周或两周就来一次，有时候一周内来两三次。他对坡脚村比较熟悉，几乎了解每家每户基本情况。当然，要是问他每一家每一个成员名叫什么、家里有多少存款、哪个几岁等这些细致的问题他肯定答不出来，虽说了解也只能说是了解个大概。
小王宣布今年坡脚村预脱贫户名单，他说全乡今年就要脱贫摘帽了，问大家坡脚村还有没有哪家达不到“两不愁三保障”？但谁也不吭声，问谁谁都说没有什么意见，不清楚，只有少数几个人说可以脱了，反正都要脱贫，现在谁家还会吃不饱啊？村规民约之前已修改了几遍，这次主要是把环境卫生再定一个公约来补充。大部分人对此都很支持，说早就应该规定了，不然院子里、卫生路边到处是垃圾渣渣，谁看见都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提到脱贫攻坚话题，似乎有人不感兴趣，尤其是非贫困户，他们觉得脱贫攻坚跟他们没有关系。坡脚村算是比较支持脱贫攻坚工作了，在一些村组，不但群众对脱贫攻坚反感，连个别村小组干部都不怎么支持工作。不过经工作人员做一番思想工作后，组长们都会觉得人生就这么回事，该干的必须干，不愿干的只要需要还是要干，不然等老了，回想自己当初就那么撒手真对不起自己，毕竟人有良心，靠面子生活，所以大家再苦再累依旧会坚持负重前行。
坡脚村有部分群众认为贫困户的评选不公平，说是有些人有车有好房子也被评上，实际困难的却落在一边不管。对此，李组长曾多次解释，告诉大家贫困户认定都是按政策来执行，毕竟名额有限，不可能谁家都兼顾得到。当然，私心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比如组长与他弟弟闹僵就是因为李成家贫困户的评选和被剔除的事。
李组长名叫李杰，家里兄弟姊妹共六人，其中兄弟四个，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二哥因一次事故导致右手残疾，终身干不了农活，需要跟随一个兄弟或姊妹一块生活。下面是两个妹妹，最后才是李成。父母给他们留下的土地并不多，好在瑶族嫁女儿不用随礼，只要为她们装备一套嫁衣就行了，其他一切婚事都由男方承办，所以组长的两个妹妹嫁出去的时候不用给她们分土地，也不用随什么钱财。当然了，男方也不用准备多少彩礼，在七八十年代只要给女方父母随个五六十块意思一下就行了，不然父母根本没有彩礼给他们兄弟四人娶媳妇。
在坡脚村，父母一般都会选择跟最小的儿子一起生活，除非是没有儿子才会给女儿招个女婿上门，或者到女儿家生活。李组长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但跟父母一起生活是因为弟弟李成到村里的一户人家上门了。不过父母比较厚道，他们把儿子嫁出去了还给他分了一块梯田和一块旱地，收成足够一家四口吃一年。
李成家当初被评为贫困户的时候不是很困难，因为李成头脑比较灵活，在贫困户评选之前就做过一些小生意，积攒了一些钱财，并买了一辆五万多元的二手机动车。他做生意有自己的一套，谁也不了解，香蕉刚有收成的时候村里只有他能够联系到外面的老板，所以在村里又做起了香蕉收购生意。不过他赚一些钱后，村里有人眼红了，香蕉也不想卖给他，说是他专门吃村里的甜头，直到有固定的老板进村收购香蕉后他才放弃香蕉收购生意外出务工。
后来村里有人传，李成家被评上贫困户是李组长搞的鬼，他明知弟弟家有价值三万元以上的机动车还评给，所以有人对他不满。李组长大哥李方家也被评为贫困户，不过他家确实困难，那时候他家的香蕉刚种下还没有收成，李方也没有外出务工，家里除了粮食之外就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了。而且粮食也不是很多，变卖不了多少钱。
坡脚村属于低山区，海拔六百米左右，适合种植香蕉，属于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村寨，所以包括李方家在内的坡脚村大部分贫困户都于香蕉有收成那年脱贫了，未脱贫的都是那些家里土地少香蕉不多或家里有老人、大学生、残疾人等特殊人员的贫困户。
李成家不是按正常程序脱贫，而是被剔除，这是李组长和弟弟闹僵的原因。那年，李杰刚担任组长，贫困户的脱贫或被剔除都是由他配合政府召集大家讨论。李成因为自己家贫困户的帽子被没收，以后不再享受扶贫政策所以很不满意，认为那是李杰做的决定，于是打工一回来就跟李杰杠上了。李成回到家那晚，四兄弟还在一桌吃饭，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直到第三天晚上李成和其他朋友喝了一些酒后到李杰家看望父母两个人才吵起来。
那晚，李杰坐在弟弟对面，一共五个人围在火塘边聊天。聊着聊着，他们开始聊到国家扶贫和一些烦心的事情。先是李杰抱怨了一句，他说：“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送猪送鸡补贴香蕉还不满意，竟然还有人抱怨。还有那些本来就不困难的都来说我了，什么贫困户评选不公平都赖在我身上，那是我能做主的吗？再说那时候我又不是组长，又不是谁说了算。”李成眼睛对着火焰看，哥哥说话的时候他半声也不吭，自己点着一根烟抽起来。李杰继续说，“这些人就算困难也不应该评给，就算评了也应该统统剔除掉。”
李成听到这句话后说了一句：“什么狗屁好政策，反正我们没有享受到。”
李杰看着李成严肃地说：“话不能这么说，做人要有良心，难道你家有困难？”
“怎么不困难啊？我家也穷嘛。”李成斜着眼不耐烦地说。
“不要跟我扯，反正我是按政策凭良心干组长该干的事。”李杰冷冷地说，“再说政府帮我们安装路灯、建公房、铺路，这些基础设施难道不是每家每户都享受了吗……”
“这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就你一个死脑筋，办事不知道变通。”李成带着挖苦李杰的语气说。
“你聪明你来干我看看，要不要选你当组长，还是直接选去村委会当干部？”李杰说。
“得了，别说了，怎么就吵起来了。”母亲感觉兄弟俩好像吵起来了于是立即制止，李杰也走出了厨房到客厅坐着。
那几天李组长心情很不好，政府给每户贫困户发了一头猪仔和六十只鸡苗后，有个别非贫困户抱怨说不公平，认为现在大家条件差不多一样，为什么只有贫困户得呢？实际困难的又不能享受。后来村里做公活的时候有少部分非贫困户直接不出劳力，他们说村里的保洁员都给贫困户了，政策也是贫困户享受，公活应该让他们干。甚至有人说政府肯定给李杰不少好处。组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从来不说什么，只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白天更是有两个人到组长家给他添油加火，说是政府发的猪仔死了，叫组长跟乡政府说说，可不可以再补发一头。组长没有打电话给乡政府，直接说了一句：“死了就扔嘛，舍不得也可以整吃，哪里还有再补发的道理。”
那两个人听后也没有当着组长的面说什么，只是在转身走回去的时候有一个悄悄地说了一句：“什么态度啊，当组长了不起啊？”不巧的是这话被组长听见了，他本想当场骂回去，但还是忍住了，直到晚上才说了几句怨言，却被李成理解为是在说他。
李杰坐在客厅里，一个人默默地抽闷烟。不知道李成是酒没醒还是心里有什么不服，还在厨房里说些抱怨的话。母亲说他几句后，他说：“反正我就是不服，凭什么可以直接把我家剔除？我姑娘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还像农民工一样在城里苦，我儿子还在读大学，难道我家还不困难吗？”李成家当初被评为贫困户的时候，他女儿正在读大学，儿子读高中，这是评选的条件，被列为因学致贫户。
客厅离厨房不远，只要不是悄悄话在客厅能够听清楚在厨房说的话。李杰又走进厨房，一进门就说：“你家本来就是错评啊，当初你有一张车嘛，剔除是理所当然的呀？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但起码你要跟我说一声啊，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嘛，我家怎么是你做主呢？”李成说。
“好，那次我没有跟你说一声是我的错，但我告诉你，剔除你家不是我决定的，是全村代表通过分析评判后，由村委会和政府决定，现在你就怪我咯？再说那次会议你媳妇也来参加了呀。”李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不是你决定？什么时候不是你说了算呀？”李成轻声地说了一句。
“谁说是我决定了，啊，你告诉我，谁说我决定的？你给我说清楚。”李杰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
“我说的呀，你没听见吗？”
“狗日的，滚出去，别在这里碍眼。”李杰一边说一边抓住李成的手臂使劲拉扯。
“你叫谁滚呢？啊，你以为我不敢动手吗，来呀，打呀。”李成挣脱李杰的抓住，并狠狠地推了李杰一把。李杰摔坐到地上，随即起来抓个板凳向李方砸去，砸中了胸部，同时大声说：“叫你滚呢，滚。”李成也不甘示弱，直接向李杰扑过去，直到邻居及时赶来把两人拉开。不一会儿李方也来了，狠狠地骂了两个人一顿。
李杰当初没有把剔除弟弟家的事告诉弟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好面子，从来不会做什么亏心的事，用书面语来说就是实事求是，不会随意歪曲政策，所以他怕事先告诉李成反而会被弟弟逼他说车是花两万多元买的二手车。
生活中，对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越爱对他们发脾气，因为很多事情很多不快无法跟别人述说，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倾听。李成不是因为被剔除贫困户的事而不满，而是心中有太多的积怨。这积怨也不是因为三哥李杰，而是当初他娶媳妇的一件事所引起。
李杰六十年代出生，李成七十年代出生，两人相差七岁左右。小时候，在几个兄弟姊妹中他们两人最玩得来，两个人同穿一条裤子睡同一张床长大。
那个年代，大部分年轻人结婚都比较早，十七八岁就成婚了。李成比较坎坷，他二十二岁才成家，而且是先恋爱后成婚。
那个年代，农村还不流行自由恋爱，甚至公开谈恋爱都是一件丢脸的事，想谈一场自由恋爱就得转到“地下”，李成的和媳妇的结合就是在“地下”开花结果。
李成的媳妇名叫黄媛，那时候村里人都不看好他们两个。女方家没有什么意见，但李成家极力反对，无论如何都不让他们在一起，因为黄媛家被村里人说是会下蛊术。在坡脚村，一旦被认定为会下蛊术的家，别家不但不愿给那些家的儿子嫁姑娘还不愿娶他们家的姑娘，说是怕被传下蛊术。
据说，那种下蛊术不用你刻意去学，只要同在一个家庭生活的人中有一人会下蛊术，其他成员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传给，只要夫妻当中有一人会下蛊，后代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接传了。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被下蛊而死的人并没有几个，主要归功于村里那一批巫师。那时候，村里人生病，除了熬些中草药喝，基本上不到医院去看。通常情况下是靠巫师敲棒做法，判断到底是魂丢了还是天神土地神要来要鸡要纸钱，或是被路边野鬼吓着了还是被谁下了蛊，只要找到“病因”并施一些法术，人的病就会有所改观，除非是发现不及时才会死掉。
但李成天不怕地不怕，从来不相信下蛊术。他的决定就像离开弓的箭收不回来一样，认定的姑娘谁反对都没用。年轻的时候，他长得十分帅气，一米七十几的身高，炯炯有神的双眼，多少姑娘都青睐于他，父母也给他寻了一门好亲，但他谁也看不上，偏偏看上黄媛。父母极力反对，甚至对他说要是和黄媛结婚就永远不要回家，他们没有这样的儿子。黄媛是个懂事的姑娘，为了不让李成为难就要跟他分手。但李成像一头犟牛一样，信誓旦旦地对黄媛说，天地之大，哪里都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不让回家就不回，并带黄媛外出闯荡。
两年后，黄媛怀孕了，李成打算带黄媛回家养胎。但李成不敢回自己的家了，只好到黄媛家上门。他们刚回到村里的那几年，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路遇也不打一声招呼。李成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走路无论遇到谁都不低头，眼睛直直的看着远方快步前进。
又过一年后，黄媛生下了一个女儿，李成父母渐渐接受了黄媛，默认李成到黄媛家上门的事实，并让他们完婚，分给两块地。李杰对李成的婚事没有任何意见，从来没有对李成有过任何偏见，只要李成叫他到家里帮忙或是吃饭，他从来不推辞。大哥和两个姐姐明面上也不会说李成什么，只是很少跟他来往。
后来，李成让黄媛在家带孩子，自己又独自一人外出闯荡几次，直到孩子长大了才带着妻子出去。他觉得外面的世界什么都好，可以赚钱。他每次都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村里人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出去干什么，是否带钱回来，直到九十年代末人们不怎么怕被下蛊后才有人愿意跟他外出打工。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李成积攒了一些积蓄，本想盖一栋钢筋水泥房，谁料人算不如天算，他老丈人突然生病了，病了整整一年。李成不相信鬼神，老丈人生病期间从未请过巫师到家里做法。要是换做村里其他人，估计过几天就得请巫师到家里，杀鸡宰鸭供奉神仙或路边野鬼。由于李成坚持不做法术，村里有人又开始说闲话了，说李成老丈人肯定会下蛊术，不然鬼神怎会怕，法术都不做一次还能坚持一年，最后病还好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李成丝毫不当一回事，他只希望老丈人能够赶快好起来。他相信科学，带着老丈人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从县医院到州医院，又从州医院转到省医院看病，一年来来来回回在医院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光，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老丈人的病才好起来。
老丈人的病，让李成在一年内“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好在坡脚村有香蕉产业，让他有机会做点生意，加上外出务工积攒了一些钱，生活才逐渐改善，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平房。他不是不想管理香蕉，而是家里实在腾不出手脚来经营，老丈人年纪已大，妻子又跟他到处跑。
屋外的雨停了，天上的黑云渐渐变白，慢慢散去。一朵山云从河边飘来，到达坡脚村后匆匆离开。李组长家里的会议还在继续，小王宣布会议通过了今年坡脚村脱贫户名单。有人问小王今年全乡脱贫后是不是没有贫困户了？小王回答说：“脱贫不脱政策，下一步就是巩固，还有乡村振兴。大家放心，党和国家的政策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下一步也许家家户户都会兼顾，还有就是基础设施一定会越来越好。”
他喝一口水后继续说：“当然，政策不养懒人，肯定会向确实困难的，因病、因学、因自然灾害、因残疾等家庭倾斜。要致富需要依靠自己的双手，我们坡脚村大部分人比较富有，为什么？因为你们勤劳，肯动脑，有香蕉作为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咱们老百姓同样适用，父母给我们生命，但老天左右不了我们的命运，战胜困难，着眼未来，想办法把生活过得更好是我们大家的使命，国家要富强还需要我们老百姓先富起来呀。今天的会议开得很顺利，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希望以后无论开什么会，大家要积极发言，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我们一起来解决。”
小王讲完后，马主任说：“那今天的会议就这样，大家可以散会了。”
“马大哥，小王，走，去我家坐坐。”李成说。
“等一下嘛，这里都摆饭了，吃吃饭再去嘛。”马主任往厨房看一眼后说。
“大家等一下，我说两句。”李组长说，“全乡都知道我们村的情况，其实早就可以脱贫了，但考虑到个别家庭依旧比较困难，所以一直拖到今年。就像刚才小王说的那样，国家政策不养懒人，家里没有产业的去年已经安排种了一些香蕉或砂仁，大家不要让地荒废了，好好经营。还有，以后大家认真遵《守村规民约》和《环境卫生公约》，无论是开会还是公活，大家要积极参与。我说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
“没有了，以后大家好好吸取教训，过好日子，干事主动积极就行了。都快十二点了，人家领导还没有吃饭呢，还是让领导们先吃饭吧。走，小王，马大哥，吃饭去了。”李成认真地说。
“这里都熟了，一起吃了嘛。”马主任说。
“就是在我哥家吃呀，这时候我不会叫你们到到家吃冷饭的。”李成一边往厨房走一边笑着说，“马大哥，干几杯噶，你看这天快晴了，晚上再慢慢回去。”
村民们都回家了，李成留在李杰家吃饭，这是时隔三年后他第一次在三哥家吃饭。
（邓元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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